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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适用非基本法不合适，可选择适用基本法。

[x]参见前引[9]，宮田三郎书，第59页。[lxxxviii]参见前引[8]，毛雷尔书，第141页。

重要的是，这种价值导向思考，时至今日，看起来仍在德国行政法学中占据着通说地位。换言之，如果将法律原则、价值或类似之物放入目的论解释，那么法律原则等作为最适化要求的相对不确定性和相互碰撞可能性，将使得目的论解释丧失其限缩模糊空间的功能。就本文的脉络而言，科赫的理论既是对乌勒理论（特别是临界案件观念）的一种发展和精致化，又是对凯尔森框架理论的一种补足。第三种最为严格：不仅是决定的内容，将之导出的思考过程本身也必须受法律拘束。如后所述，阿列克西对科赫的批判就是着眼于此点。

6.立法者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真意难以通过法律解释技术清楚而无疑义地探知，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必然是立法者的无心之失（法律漏洞）。这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采用价值导向思考加以解决毋宁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其立场决定结论的特点是难以否认的。法理学汲取语言哲学、道德分析哲学的营养所展开的研究表明，价值导向思考所立足的唯一正确答案预设是一个不能证成的本体论虚构。

考虑到黑尔曾经批判过卡尔纳普，[xlvii]这种借鉴会带来何种归结耐人寻味。[xcviii]参见王天华：《行政裁量与判断过程审查方式》，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在此意义上，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对科赫理论的补足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看到，法律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与可以规定的一并）使用所表达的价值判断是可认知的、可推导的，但在针对个案决定是否适用该不确定法律概念时，有时需要离开法律本身针对一般情况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方能获得符合正义同时也符合（法秩序所要求的）法律意旨的决定。

体系解释能解决问题的情形也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体系解释必须立论：某一解释与其他所有规范都是矛盾的，而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xl] 不可推断命题的被证伪，让我们得以重新回到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

[xciii]但阿列克西对此明确地加以批判，[xciv]并如上所述地提示了一整套证立价值判断或利益权衡的条件、标准或规则。考虑到当代立法组织的多元性（往往是多机关协同）与立法程序的严格性，应当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推定为立法者的有意之举。因为它关系着初创的行政诉讼制度如何运作，法院对行政行为实施审查的边界如何确定。[xli] 由此，我们可以说，凯尔森的框架理论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仍然具有足够的启发意义。

评价性要素存在于道德上的不健康成长，而它属于价值概念，并不总是和预测相伴随。第一，判断某书刊是否会阻碍青少年健康成长，必须借助既存的经验和社会学等知识。[xxiv]在本书第二版中，凯尔森进一步指出：在应予适用的法律框架之内存在的复数可能性之中，何者才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在前提上，当然并非实定法的认识问题、法律理论问题，而是法律政策问题。这三种立场中，第一种实际上是在主张，对于中立对象而言，不论是将法律概念适用于它还是不适用于它，都不算违反法律的语义内容。

[lx]参见前引[43]，Koch书，第58页。[vii] 美浓部三原则从权利保护的立场来看当然是正确的，却带来一个耐人寻味的归结：同样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甚至是出现于不同法条的同一个概念，有的意味着行政机关受法律拘束，有的则否。

巴霍夫强调了客观经验法则、立法者划定的界限，乌勒则强调了既存之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价值准则。两者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他们以奥地利行政法院法（1875年）的制定与实施为契机，[iv]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属于自由裁量展开了激烈交锋。

问题是这种扩展是否符合对立法活动的经验性观察。对此，乌勒的言说并不透彻。不确定可能系有意为之，即由创制被适用规范之机关有意识地造成，因此，一般规范常常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创制：由个别规范依法律秩序之等级替代其继续确定法律之意义。[xxiv]［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关于倾向概念，科赫以产生对青少年有害的效果为例加以说明。可以说，凯尔森所谓的框架，其内容正是经科赫的语义学分析而趋于明确，经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而臻于充盈。

参见翁岳生:《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之关系》，载氏著《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54页以下。[lvii] BVerwGE39,S.197ff. [lviii]参见前引[55]，Koch书，第20页。

5．决定：不将新闻时事适用于该中立对象。[lxxviii] 阿列克西循着哈特所提示的方向，以小型摩托车为例展开了分析。

[lxxiv]实际上，在阿列克西看来，目的论解释同样需要追加价值判断。[xciv]参见前引[65]，阿列克西书，第265页注（6）。

首先，在民法中，作为意思表示成立的要件，双方当事人必须Anwesenheit。在法律规定之外，尚须根据行为的性质来判断。第二,100人中有10人会在道德上不健康成长的，适用该概念。从一种更宽泛的非实证主义的法观念来看，这等于将道德理由容纳进法之中。

第一，侵害人民权利或课予人民负担、限制人民自由的行政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自由裁量行为。摘要:  行政法学通说基于传统的价值导向思考，主张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适用应受全面的司法审查，例外时才享有判断余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出发点不是某种正确的价值，而是（法律论证的）逻辑与（围绕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立法活动与法律适用活动的）经验。5.在与模糊性和评价开放性相连的语义空间内，决定是否将某不确定法律概念适用于某对象，需要追加价值判断。

他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分为规范性概念和事实（描述）性概念，认为在适用规范性概念时，必须在大前提（规范性概念）和小前提（法律效果）之间插入媒介概念（Mittelbegriff）。7.立法者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真意可能是确保法律概念对事实的涵括力、法律对生活的调整力，也可能是为行政或司法预留政策空间。

从行政法视角来看，该规定是一个典型的双重规定，[lxxxviii]即要件部分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新闻时事），同时效果部分使用了可以。联邦宪法法院所提示的新的一般规范，可以理解为是法律适用机关对这一双重规定所补充的判断基准。此时，该词的意义是这些议员身临其境。[lxxxi]参见前引[70]，阿列克西书，第173页。

第三，决定必须受法律统制（gesetzesgesteuert）。事实上，在判断余地理论提出当时，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判例所采用的是法律概念与裁量概念的非黑即白式的区分，即完全审查与完全不审查的区分。

尽管如此，以上命题群所意味的法学思考与行政法学传统的价值导向思考相比，仍然有着显著的前进。……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看，这是实在法与道德间的一种必然联系。

[lv]同时，其与经验概念同样，存在着一些难以决定是否适用的中立对象。[xlii]参见王路：《意义理论》，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